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自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要把“人”的融入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把促进各民族人口有序流动融居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把“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要求落实到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城市生活之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宏大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制度安排和公共产品。在基层治理中，要通过搭建“民情恳谈会”、“社区议事厅”等协商平台，成立社区志愿服务队等方式，激活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让各族群众在为社区贡献力量的过程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转变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要把城市民族工作融入城市总体规划、公共资源配置、社会治理体系、民生服务供给之中。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规模大、民族成分多样的城市而言，城市更新、社区改造、公共服务布局、产业园区建设、就业服务平台和基层治理网络优化，都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抓手。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把城市民族工作纳入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总体布局。要提升治理精度，推动公安、人社、教育、民政、住建、卫健等部门信息共享和政策协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社区，把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志愿服务队伍和用工企业的作用，形成社会化参与、常态化推进的工作局面。

转变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着力点，也是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实践路径的重要方向。城市民族工作不仅要关注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更要面向全体居民提供融合性制度供给。“互嵌”不仅包括空间混居，还要围绕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形成稳定而持续的社会联系，使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空间层面，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整治、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应更加注重混合居住，促进便利交往。在生活层面，应围绕子女入学、医疗社保、住房租赁、劳动权益保护、法律援助等高频事项，完善便利、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体系，让各族群众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在社会层面，应把社区、企业、园区、街区、学校等作为重点场域，鼓励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志愿服务、协商议事、文体活动、职业培训等，推动“物理嵌入”转化为“社会嵌入”。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应通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华文化浸润、邻里互助、社区协商等，促进情感联结与价值认同。

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各族群众既是城市服务的接受者，也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要把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与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推动各族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把产业发展、就业促进、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与外来人口融入统筹起来，推动各族群众更充分地进入产业链、融入就业市场、参与城市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住房、医疗、托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使各族群众在稳定预期中提高幸福指数。此外，还要通过发展就业协作、社区工坊、创业平台、夜间经济、特色街区等多种方式，增强各群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和合作关系，实现人民城市共建、发展成果共享。

为破解这一难题，广东坚持“一树一策、一园一景”的建设原则，以古树名木为核心载体，累计建设79个特色古树公园。建设中，广东摒弃“重保护、轻利用”的传统思路，在系统性开展古树名木复壮、病虫害防治的基础上，配套建设休闲步道、科普长廊、文化广场等便民设施，将古树公园打造成集生态保护、自然教育、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城乡公共空间。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京津冀同新兴市场贸易往来更加紧密。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1.13万亿元、增长6.1%；对欧盟、东盟、瑞士、巴西、澳大利亚分别进出口2271.7亿元、1701.7亿元、1512.7亿元、1422.0亿元、1317.1亿元，分别增长1.5%、12.1%、187.3%、58.2%、55.9%；对中国香港地区进出口值959.3亿元、增长63.2%。

答：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应用程序、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建立共济关系时共济人应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济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共济关系建立期间，共济人与被共济人均可自主办理解除。共济人或被共济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发生跨统筹地区转移的，共济关系自动解除。

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应用程序、省级医保服务平台以及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渠道解除共济关系时，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共济关系解除后，被共济人发生退费的，未使用的共济金额按原渠道返回，因共济人参保关系发生变化（如转移接续、中断参保、一次性支取等）等原因无法退回共济人个人账户的，由共济人建立共济关系时的参保地按规定处理。